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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PP:建筑事務所長青86年的秘密 | 有方專訪

HPP:建筑事務所長青86年的秘密 | 有方專訪
編輯:原源 | 2019.11.01 11:59

HPP,德國最大、最成功的合伙人制建筑事務所之一。這一成立于1933年的企業目前在全球設有12個辦公室、逾6000個項目。自1997年起積極參與中國項目的國際競賽,2006年起相繼設立HPP上海、北京、深圳公司,設計項目包括上海浦東足球場、深圳北站匯德大廈、杭州阿里云谷辦公園區、湖南衛視節目制作中心、西交利物浦大學太倉校區、招商銀行北京總部等。

 

 

9月20日,HPP總裁、高級合伙人約翰姆·福斯特(Joachim H. Faust),HPP高級合伙人維納·蘇柏(Werner Sübai),HPP合伙人庫彥思(Jens Kump)造訪有方并接受專訪。從這一已有86年歷史的德國老牌建筑事務所的制度背景、設計堅持,到其在中國的設計策略及對市場的理解,下文及視頻將由三位高層分別展開。

 

從左至右依次為庫彥思、約翰姆·福斯特、維納·蘇柏

 

 

?

有方??自1933年于德國成立至今,HPP已有86年歷史。對于建筑事務所而言,這是一個很長的時間。對于這一持久性,您認為有哪些支持因素?

 

約翰姆·福斯特??1933年,33歲的Helmut Hentrich建立了個人事務所,但很快意識到與人合作比單打獨斗更能讓公司有好的發展。于是在1935年,一個新合伙人加入,自此HPP開始以合伙人制公司發展起來。在過去的86年里,HPP的發展與合伙人制度的成熟緊密相關。這一機制帶來了很多方面的影響,但其中最重要的一點無疑是多元思考方式的引入。

 

直至今日,HPP內部仍會對每個項目進行充分討論,我們不是只有一種建筑表達,而是有許多不同的形式。但其中的一個準線是,HPP一貫堅持完成高質量的建筑。“高質量”體現在建筑的個性、高辨識度層面,以及對細節和建造質量的要求。這些特質讓HPP成為一家在全球范圍內能為業主所信賴的事務所,對質量的重視,是HPP領導人如父親般自創立之初的告誡,我想這種特質也會傳遞給企業的下一代,事實上,到目前為止,我們已經經歷了四代。

 

HPP負責中國事務的管理團隊:(左一)高級合伙人:約翰姆 H. 福斯特 /(左五)高級合伙人:維納·蘇柏 /(右一)合伙人:庫彥思 /(右二)合伙人:余煒
HPP項目?–?水晶大樓(LVM5保險公司總部辦公樓)
HPP項目 –?德國魯爾西部大學

有方??回顧這86年歷史,您認為建筑設計公司應如何適應不斷變化的市場需要?

 

約翰姆·福斯特??保持年輕。

 

我們一直希望有更多年輕設計師的加入,詢問并了解他們的想法。有時候作為設計領導,我們常反思自己是否仍走在正確的道路上,因為年輕人的成長速度非常快并且在不斷地打破傳統觀念,我們也需要據此調整自己的認知。

 

而在另一方面,遺產與傳統也是建筑學的重要因素,每個城市的居民都希望保留其生活空間的記憶與辨識度,如果非常激進地將所有傳統的事物和地標都清除了,那么城市的個性也會消失。所以年輕激進的想法與古老傳統之間的交流,就非常重要——它是能幫助找到好的設計方案的奇妙因素,一方面滿足歷史與“身份”的見證,同時為未來找到出路。

 

有方??您是HPP的第4代領導者,而HPP的每一屆領導班子之間,是如何選擇、傳承?

 

約翰姆·福斯特??我們的每一任總裁都有一個共同點:在HPP企業內部成長起來。我們很少選擇成長于團隊外的設計師擔任決策者,盡管他們可能是被HPP文化吸引的優秀人才,但我們的領導者身上必須帶有HPP自己的基因。

 

這種“基因”就是我前面解釋過的,合伙人制要求的多樣性——在綜合多種意見后做出最佳決策,同時不能失去帶來創新和自由思想的冒險精神。自由思想一直是我們工作中非常重要的一點,盡管我們內部需要達成共識,但仍不斷會反問自身,這是最合適的方案了嗎?是否需要從更開放的角度重新思考?對HPP而言,這種關于設計的討論極為重要。

 

方案討論

有方??對HPP合伙人制度的優勢我們已有了解,那么在您總領團隊的22年中,是否曾體會到這一制度的局限?

 

約翰姆·福斯特??當然。合伙人制的一個問題在于,它要求決策者不斷與拍檔協商設計方案,對一致的追求中有時就難免妥協。而如果是明星建筑師獨立決策的機制,決策者可以實現更激進的想法,最終結果會與個人意愿更加吻合。合伙人制度要求避免個人主義,參與者需要從集體角度思考;由此帶來的一個風險是,我們可能會失去更為激進的想法和立場。

 

除此以外,我認為HPP依然能夠快速決策、達成一致、和而不同。比如我和蘇柏(我們的下屆總裁)就是完全不同的兩類人,因此總體來說,我認為合伙人制度的要求不是一種缺點。

 

有方??作為德國重要建筑設計事務所的領導者,您認為“德國建筑”的特質為何?HPP希望傳遞的又是什么??

 

約翰姆·福斯特??首先非常重要的一點是,在德國工作,有大量的標準規范需要遵守,對我們來說可能是過多了。標準的數量不斷在增長,而我們一直希望有一個顛覆性的改變,以更簡潔的程序與系統來取代當下已成為建筑師負擔的標準體系。

 

比如說,如果你需要在德國提交一個普通建筑的設計申請,你得考慮到的就包括LEED銀級認證的要求。這是德國建筑業的現實情況,方方面面都有著規范的限制。這也是德國建造成本非常高的一個原因,標準被提升到了讓人懷疑是否必要的程度。

 

我們有關于能耗的標準,針對隔音的標準,比如不應讓酒店住客聽到隔壁房間的關門聲,而如果我住進美國哪怕較新的酒店,我或許都能聽到隔壁住客去盥洗室的聲響(笑)。這一套復雜的標準體系,是德國建筑環境與全世界其他國家很不一樣的地方。

 

相較于開創新的建筑發展道路,在德國做設計時,我們更常思考的是如何應對規范標準與建造成本。這就像邊踩著剎車邊開車,受到著很大限制。我總是希望德國建筑師可以突破這個困局,有更多的自由,但這就是目前德國建造和組織的方式。

 

 

有方??在中國做設計時會更自由嗎?

 

約翰姆·福斯特??好像是的(笑)。我們在中國的工作重心更多是在方案前期及初步設計階段,對施工圖以及實際建設的涉及較少。但我們非常希望能更多地參與到施工階段,因為這樣更能確保最終成果與方案的一致,而不是在建造中丟失細節。

 

有方? HPP目前在全球共有12個辦公室,之間也保持著密切的溝通。那么在你的觀察中,近年國際建筑學領域有哪些好的變化?又是否有需要警惕的趨勢?

 

約翰姆·福斯特??我想從需要警惕之處談起。我認為,目前全球范圍內的建筑設計愈發相似,不管你是在美國、德國、中國、法國或其他地方,建筑設計都面臨著日漸趨同的危險——在建筑表達層面,目前很難看到積極的趨勢,在各國多是同一種語言的復制品。

 

一個我很認同的“反例”是中國建筑師王澍利用拆遷回收材料設計建造的寧波博物館,他使用了與本地建筑的材料、特質、表達有關的設計語言。這種“在地化”實踐在德國某些地方也依然存在:德國有不同的州,南北差異雖然正在縮小,但仍較明顯,不同城市仍有一些特定的常見材料。比如基爾(Kiel)或呂貝克(Lubeck)多用磚材,而今日的法蘭克福則主要是國際式的高層建筑,當地的原始建筑已近消失。我認為這種“在地化”是今日建筑師在不同國家、地區工作時需要重視的。

 

好的方面在于,全球建筑的整體水準在平穩提高,這體現在質量、可持續性、結構安全、逃生通道要求等方面。現在,如果我們在中國建一座體育館,其建造標準和在米蘭、德國或其他許多地方是一樣的,人們因此可以相信自己能夠安全地使用現代建筑。

 

有方??造成這種高度重復的原因是什么?

 

約翰姆·福斯特??我覺得很重要的一點在于,大家都太想得到國際上的承認了。當許多建筑公司都在為國際知名度而努力之時,作品的認可和識別度往往依賴于建成的高層塔樓等人們已熟悉的建筑類型,重復性也由此而來。這也是王澍的建筑讓我十分驚喜的原因,因為他的設計是不一樣的。我認為這樣的設計需要得到媒體和建筑界更多的關注,因為對建筑業來說,對“難以復制的表達形式”的尋找,有很高的價值。

 

 

 

 

有方??那么您呢,蘇柏先生?在您的觀察中,近年國際建筑學的發展有哪些好的變化,又是否有需要警惕的趨勢?

 

維納·蘇柏 ?我的看法跟福斯特有些不同,我認為目前的國際建筑實踐有很積極的一點,即來自不同地域、文化的建筑師確實可以互相學習,而且我們可以作為個體,獨立地進行體驗。的確,不同地區之間的學習也帶了一定的負面影響,比如重復性;但正因為當前的開放,我們得以在德國之外的地域設計建筑,并在不同實踐中建立關聯,將“德國設計”帶到其他國家,同時向其他國家學習并把經驗帶回德國。這一更為豐富的實踐體驗,有助于提升我們的設計水平。

 

需要警惕之處則在于趨同性,但我相信我們可盡力避免。從全球范圍看,人們不斷向城市涌入,城市化進程迅猛,這意味著在文化層面我們面臨著相同的挑戰,也有著類似的問題和需求。

 

總體來說,對于全球化開始后至今的局面,我仍持較積極的看法。我們的環境和體驗都更為豐富,而問題在于,如果不加以重視,我們會失去原始的、本土的方法與傳統。這可能是建筑師和城市規劃師最需要注意的地方:在關注全球化需求的同時,理解每個具體地域的在地性。

 

 

有方??那么當來到中國,HPP會否針對中國項目改變設計策略?

 

維納·蘇柏? 這是個很有意思的問題,彥思隨后也應該給出他的答案。我們負責HPP在中國的建筑實踐,已經二十年了。前十年,我們主要在德國對中國項目進行操作和指導,不管是設計層面還是內容層面。而后在2006年,我們于上海建立了HPP中國公司,此后HPP在中國的項目更像是“中國制造”而非空降自德國,而我們在全球范圍內的其他辦公室,也可以從中國得到許多教益。

 

我認為這中間的區別,或者說正確結論,并非“HPP在中國的設計方法與在歐洲的不同”。更有趣且重要的一點在于,作為一個跨國設計公司,我們在不同地區的實踐共同支持著HPP整體的進步。各地最終的項目成果體現著設計對具體任務要求的回應,HPP中國的項目經驗,也深刻影響了我們在其他國度的作品。

 

HPP部分中國項目

有方??提到這個,我一直很感興趣的一點是,HPP如何選擇分部的地點?在德國你們成立了8個辦公室,而在國際上,你們尚未選擇歐美,卻來到了土耳其和中國。

 

維納·蘇柏??(看向福斯特)我可以回答這個問題吧?我想說,我們很快會有新動作了,雖然目前還處在保密階段(笑)。

約翰姆·福斯特? 其實合適的機遇是我們設立分部的最主要原因,比如在伊斯坦布爾和上海、北京、深圳,分部的成立往往是遇見好項目及人選的機緣巧合,而非長期謀劃的結果。

 

我們在俄羅斯有項目,也常常考慮是否該在那里設立分部,但俄羅斯的市場運作模式讓我們有些猶豫。盡管如此,我們仍在努力抓住俄國的機會。我覺得地點不是問題,如果能遇到古巴的項目,那我們就去古巴,還可以抽些好雪茄(笑)。

 

 

有方??當HPP在全球范圍內推進著規模各異的諸多項目,你們是否有一以貫之的設計風格?

 

維納·蘇柏? HPP選擇的是以人為中心、對環境友好的設計手法。我們最關注的是建筑與公眾的相關程度,而不是外形和單純的“設計問題”。對我們來說,建筑外形的雕塑感及其與其他樓房的區別度,是次要的考慮。

 

有方??您曾說“遺產”與“創新”是讀解HPP設計哲學的關鍵詞,具體如何理解?

 

維納·蘇柏? 我們可以歷史建筑為例,這類建筑可以再分為兩部分,一種是純紀念用途的場所,另一種則與公眾有更緊密的關聯。紀念類歷史建筑一般與文化、宗教、傳統有關,它們經歷了漫長時光的洗禮,其外觀和功能都因象征著權力、宗教等力量而得以保留,但如今只具備紀念性。第二種歷史建筑是功能已改變的那類,但恰恰因為這種轉變,建筑仍然保有動態的活力,與公眾保持著聯系。它們的幸存不僅是因為具有紀念性,更因為其仍可使用。

 

一個歷史建筑與創新用途結合的好例子是我們的杜塞爾多夫城市音樂廳項目,它曾是一個天文臺,用于天文觀測及研究,后來在“二戰”中被毀壞。我們的想法是將其改造為音樂廳,經過精心的再設計和空間規劃,這個前天文臺被創造性地改造為一個新景點,同時滿足了文化用途和公共需要。

 

改造前
改造后

另一個稍偏商業的例子是位于杜塞爾多夫的“三片樓”(蒂森總部大樓)。它最初是一座為蒂森公司設計的單一功能地標建筑,曾作為這個著名跨國鋼鐵公司的總部大樓,是德國戰后現代主義建筑的代表作。在2010年蒂森總部搬離后,我們對其進行了改造:翻新后的平面布局及外觀都被完全改變,每層可分割成2個以上的出租單元,可供不同公司租賃使用。這再次體現了建筑靈活性的優勢以及活力——建筑可以同時是在城市中指引方向的地標,又是在用途上與時俱進的場所。

 

“三片樓”

約翰姆·福斯特? 蘇柏提到的杜塞爾多夫音樂廳是體現HPP歷史建筑改造思路的好例子。它曾是個古老的天文臺,而更新的劇院室內設計將天文臺引人遐想的氣質保留了下來,內部就像是只有微弱星光點綴的深藍色天空,身處其中仿似看著真正的星星,天文臺的魔力依然存留。

 

杜塞爾多夫音樂廳室內

有方? HPP對于BIM有很好的應用,也與UNStuido等事務所在多個項目中通過BIM進行合作,您目前如何理解這一技術?

 

維納·蘇柏BIM是一種方法,它與最初的設計規劃及建造無關。這就是我認為在談論BIM的時候,最重要的一點。對BIM的使用只代表著我們的設計方法從非數位(analog)向數字化轉變,就像從手繪圖紙到電腦繪制的轉向。BIM和3D技術改變了建筑師的工作方式,首先這體現在3D建模對繪制平面圖的替代——對今日的建筑師而言,后者可能不再是最重要的工作。

 

 

而在工作流程層面,BIM的使用改變了原有的流程順序,信息建模重組了整個設計過程。例如,對細節的思考和精確設計被提前到了設計的早期階段,即使還沒到考慮施工的環節,細節也需要被準確地表達,否則無法為后續階段建立模型。BIM帶來了一種新的設計方法,它需要遵守許多規訓,然而這樣的工作流程有時與創造力是相悖的。

 

我認為在目前階段,建筑師對BIM的應用還停留在建造出項目的1:1虛擬模型——它可以非常精確,然而我們如果沒能在深化階段充分利用好這一模型,那么對BIM的使用將只是增加了額外的工作量。當業界能充分地理解BIM并在實踐中發揮出其優勢,它將帶來巨大的影響。

 

 

 

 

有方? HPP第一個中國辦公室的成立,是出于何種契機?創始階段最大的困難是什么?

 

庫彥思? HPP對進入中國市場的愿望,早在我加入公司之前就已存在了。我還記得在上世紀九十年代末,我還在上學的時候,就讀到了HPP一位股東發布在德國雜志上的關于1998年中國國家大劇院建筑設計國際競賽的文章,提到HPP當時非常努力地參與了(笑),但最后也只是成為進入第二輪設計的國際事務所之一。所以從那時起,我就對中國建筑市場非常好奇。在2002至2004年期間,HPP開始在中國市場斬獲成果,我也開始對接中國項目。2006年,我們贏得了兩個機會,一個是德國漢高在中國的亞太總部項目( The Asia-Pacific Headquarter of Henkel),另一個是上海世博村國際競賽中的勝利。由此我們決定于滬設立第一個中國分公司,HPP上海。

 

起初最大的困難在于,HPP在德國是一家知名企業,也有客戶的信任優勢。然而當來到中國這個全新而龐大的市場,這一優勢近乎消失,我們需要從原點開始一步步贏得名譽并切實建造出項目,而這需要時間。起初的五年非常艱難,因為我們沒有項目建成,只能展示虛擬方案;HPP強調的是質量,卻沒有可證實品質的落成建筑,無法在中國境內證明實力。現在的情況已經好了很多,與客戶的溝通也更輕松,因為我們在中國也有了諸多類型的項目建成。

 

漢高亞太總部

上海世博村

有方??自您2006年來到上海、建立HPP中國公司以來,在與一個新的中國客戶初次溝通時,您通常會如何介紹HPP?如何呈現這個國際事務所的特點?

 

庫彥思我認為HPP的特點在于,設計方法非常注重建筑的耐久性及長生命周期,我們對于“什么是建筑的壽命與質量”有深刻理解。但是這一目標的最終實現,需要同樣在意建筑耐久性的甲方,所以通常如果甲方對這方面有了解或者需求,就會與我們聯系。

 

此外,我們非常清楚地意識到,在中國的建筑環境下,設計過程更加靈活且需要耗費更多的精力,客戶對于速度也有更高的要求。所以HPP組建了自己的中國辦公室,團隊中有核心的德國建筑師,而與中國客戶的日常聯絡對接則由中國辦公室直接負責。這一團隊結構與工作模式提升了工作效率,并能避免時差及交流中的誤解。

 

 

有方??為何決定于9月成立在中國的第三個辦公室,HPP深圳?

 

庫彥思? 就像之前提及的,擁有了互相信任的客戶并希望與之更緊密地合作,是我們成立HPP上海的原因。而現在我們有一批關系緊密的客戶在深圳,這也是我們建立深圳分部的初衷,是對市場的直接回應。

 

另一個原因是對于深圳的好奇,我們相信能在這座城市學到很多。即使在全球范圍內,深圳都是一個獨特而近乎傳奇的現代都市,這里有著極為蓬勃的建筑實踐,會啟發更積極而具批判性的建筑思考,讓我們重新審視如何建造、如何回答有關空間和建筑的問題。來自全世界的建筑師可以于此互相學習——在建造的同時向市場學習,對HPP的發展來說是非常有益的事情。

 

約翰姆·福斯特? 對于這一決定我想稍作補充。HPP在德國有8個分部,而為什么我們要在這么小的德國成立8個團隊呢?因為我們需要和客戶、當地政府及市場都保持最緊密的聯系,這樣才有可能發現更多潛在的機會。在德國這樣一個較小的國家中,先深刻理解一個市場、再進入它,是非常重要的。我們在德國的每一個分部中,都有非常熟悉當地方言和環境的員工。

 

而當來到中國,HPP或多或少依然是一個“異鄉的外來者”,是一家德國企業。我們可能與中國本土的設計團隊一樣,有深入了解這個市場及其期望的可能,但這個目標的實現,無疑需要數年的時間與更多的努力。

 

HPP全球辦公室

有方??與客戶的緊密溝通是HPP一直強調的,那么在您的觀察中,中國業主對于建筑的要求,在近年可有變化?

 

庫彥思? 中國業主的需求可能沒有太大變化,仍然希望得到驚喜,一天中能有兩次驚喜就更好(笑)。而讓我印象深刻的一點是,十余年間,中國業主團隊的專業度有著非常明顯的提高。決策者和此前一樣,對全球市場有全面的認識;而目前更有幫助的是,業主的管理層和直接對接人員,也都十分了解國際水準的質量,具備非常高的專業性。由此我們可以在不同層面上,都展開同步的對話。

 

約翰姆·福斯特? 而就像習主席此前的表述,“不要搞奇奇怪怪的建筑”“質量比數量重要”“應更注重建筑的功能性”等等,我認為HPP的設計理念與這些原則是相符的。HPP不是“雜志封面建筑師”,相較于炫麗夸張的外觀,我們更認同謙遜適度的手法。

 

 

有方??對于方才蘇柏留給您的問題,“HPP在中國進行實踐時,會調整設計策略嗎?”,您怎么看?

 

庫彥思? 我們需要做出一定調整,因為與中國客戶的關系和交流方式會有些不同。在德國,甲方通常非常專業,在項目開始之前便會自行調查并研究建筑條例,對如何實現項目成果有所了解。所以在德國的設計,更像是與客戶一起回應建筑業嚴格的規則,再使最后的成果成為藝術。

而在中國,這個過程會更靈活,許多甲方希望建筑師能夠提供靈感,在設計的過程中進行決定。這樣的方式要求坦率的溝通、相互理解和大量的交流。所以總的來說,在中德之間,建筑師與客戶的關系及各自的角色,都有很大差異。

 

有方??在帶領中國項目的過程中,如何保證設計的完成度和最終質量?

 

庫彥思? 這是個有些難回答的問題…最開始的時候,需要有正確的客戶找到我們,因為當時我們作為小型的外國建筑事務所,很難簽下有權控制最終建成質量的合同。我很希望這個現狀能夠改變,希望中國的合同法允許我們也介入并承擔起質量控制的責任。目前,我們需要和客戶團隊合作,從而保證我們的方案能夠被完整執行;否則,就算我們是老虎,也沒有能去撕咬的牙齒。

 

HPP中國起初只有5個人,而現在已經有105位員工了。也許在未來我們可以進入另一個階段,更完整地將我們在德國的實踐方式運用于中國,提供與德國項目一樣的嚴謹工作、同樣質量的方案和控制力。但這也需要合同制度的變革。

 

有方??在HPP擅長的辦公建筑、體育建筑、改造及文化建筑中,可否各推薦一個您個人最喜歡的?

 

庫彥思? 我最喜歡的辦公項目,可能是HPP上海辦公室(笑),因為它完整記述了我們的成長故事,非常有活力。而在我們為客戶設計的項目中,我很喜歡的是上海地產中企·華潤未來世紀大廈。我們都知道,浦東有太多300、600米的高層建筑,而一座50米高的建筑要如何與這些塔樓競爭?我想我們最后交出了滿意的答卷,該項目也很好地滿足了用戶的需求,在辦公室就能很好地欣賞到黃浦江的景色。

 

上海地產中企·華潤未來世紀大廈

在體育建筑中,我最喜歡上海浦東足球場。這個建筑有很友好的近人尺度,同時能滿足人們日常使用的多種需要。

 

上海浦東足球場

文化類建筑的推薦是西交利物浦大學太倉校區,在未來兩年內,它將逐漸成型。這是教育建筑的一種新類型,將公共空間的品質與“學習超市”一般的多元場地結合在一起。

 

西交利物浦大學太倉校區鳥瞰效果圖??HPP
西交利物浦大學太倉校區外觀效果圖 ?HPP

之于改造類項目,我很喜歡的是我們2018年年末完成的上海濱江道辦公樓,是對黃浦江畔一個倉庫的更新。歷史建筑的結構元素和特質被很好地保留,最終轉變為氛圍良好的現代辦公空間。HPP負責了這個項目的整體建筑及室內設計,當室內部分也屬于我們的設計范圍,我們就能對合同框架本身無法保證的最終建成質量有更好的掌握,對與建成品質相關的決定,有更大的影響力。

 

上海濱江道辦公樓中庭??攝影:CreatAR Images
上海濱江道辦公樓鳥瞰圖??攝影:CreatAR Images

……

 

出品 | 趙磊

采訪及撰文 | 原源

視頻制作 | 郭嘉

攝影 | 胡康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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